史佳可：2022年日本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若干热点回顾及特点分析

一、2022年日本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热点议题

（一）中国的经济政策及经济发展前景

中国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且自2007年起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日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2022年，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与中日经济关系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因而中国的经济政策及经济发展前景成为日本学界最为关注的年度研究热点议题。

1.关于中国的经济政策

在较为宏观的层面上，日本学界围绕“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等高频关键词展开了积极研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伊藤亚圣指出，“新发展阶段”代表领导层对现状的认识，“共同富裕”代表目标，“国内大循环”代表基于国内外环境采取的手段。“国内大循环”这一表述最早是在2020年5月提出的，这表明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认识到有必要对国家战略进行重新调整，也反映出中央政府对于地域保护性的“区域小循环”的警惕。对于“新发展阶段”，日本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解读。伊藤亚圣认为，这一表述并不意味着中国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脱离出来，也不意味着偏离过去的路线。而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对此持不同看法。他指出，当今中国领导人重视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再是邓小平时期提出的改革开放型发展，而是注重共同富裕的“共同”，以及注重内需与国内循环的“发展”。

围绕“共同富裕”这一概念，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加茂具树认为，中国的领导层已经注意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简单来说，就是从过去追求“量的富裕”到现在追求“质的富裕”。近年来，“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之所以被反复提及，正反映出中国领导层为了证明中国有能力应对社会追求“质的富裕”的新变化。大和综合研究所经济调查部长斋藤尚登指出，中共二十大报告没有在今后5年的目标任务中提到“共同富裕”，而是放在以10年、20年为时间轴的“中国式现代化”中，这表明中国领导层并不追求在短期内取得成效，而是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政策来对待。

在具体政策领域，2022年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后，野村综合研究所金融数字商务研究部高级研究员神宫健从四个层面对会议进行了解读，分析了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方向。一是整体上继续注重国内需求，为此政府将积极提高消费者心理预期。二是在财政方面，政府注重财政的可持续性，慎重发行地方专项债；在金融方面，比起全面放宽更注重结构性放宽。财政和金融政策大力支援中小微企业、新能源、科技领域，这是中国构建不依赖国外的供应链的一环。三是经济发展更依赖个人消费，强调提高消费者意愿。四是预计2023年政府会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房地产市场提供政策支持，谋求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2. 关于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及应对建议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强调要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高度重视就业，强调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从战略高度谋划好、解决好就业问题。日本学界同样关注上述问题，并就相关议题作了探讨。

针对防范房地产业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问题，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濑口清之认为，若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期停滞，可能会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一二线城市房价总体保持稳定，能够避免20世纪90年代日本那样的泡沫经济崩溃。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房价长期走低，多数三四线城市将面临财政收入不足和中小型金融机构破产的风险；地方经济长期停滞会给中央财政带来压力；钢材水泥等大宗原材料产品需求减少，规模数量型需求扩张动力趋于减弱。大和综合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认为，与日本等过去出现过房地产泡沫危机的国家相比，中国虽然在房地产行情、债务余额等方面与之有相似之处，但融资动向与政策不同，因此目前中国经济迅速恶化的可能性较小。

针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问题，东京金融交易所董事会总经理木下信行在中日金融圆桌会议上发言指出，中国应注意吸取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的教训：一是要及早处理僵尸企业；二是要重视制度设计顺序。应当先完善重整制度、调整产业结构，再进行金融市场的国际性开放。他表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非常期待中国能够按照正确的顺序完善制度。

针对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问题，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调查员箱﨑大分析了中国青年人失业率不断上升的现象。他指出，这一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如今中国大学本科学历已经较为普遍，但大学毕业生不肯轻易妥协就业。其次，这一代大学毕业生的父母中有很多人分享到了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红利，积累了一定的资产，很多家庭具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供养无业子女的条件。此外，受疫情等因素影响，雇佣方在过去一段时期内获取的盈利不高，自然也很难扩大雇佣规模。在箱﨑大看来，一方面，中国政府应支持大平台发挥作用，扩大雇佣规模。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有必要改变认知，接受就业市场是买方市场这一现实。

针对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原日本央行国际局局长、大阪经济大学教授福本智之表示，中国过去对平台经济的规制过于宽松，因此加强管控的大方向没有错，不过在引入管控措施的流程、与市场的沟通等方面应当吸取一些教训。此次管控使一些有望得到发展的科技企业逃脱了被大平台并购的命运，今后更容易获得投资，提高竞争力。因此，不要武断地认定中国政府加强管控就会使得企业的创新能力衰退，而要对各方各面的动向予以细致的考察。21世纪政策研究所研究委员、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丁可指出，从共同富裕目标来看，如果放任平台滥用垄断地位，挤压中小企业失去活力，就会导致中小企业缩减雇佣人数，社会无法形成健全的中等收入阶层，这些问题都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从双循环目标来看，由于资本有逐利的特性，政府认为独立的技术开发不能任由资本理论决定，而应加以适当管控，正确引导。

3.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日本学界就2023年中国经济能否回归正轨、重新实现高增长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部分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例如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野木森稔在《亚洲月报》杂志中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将脱离低谷，但依然达不到政府目标。但是，更多学者看好2023年的中国经济走势。濑口清之表示，要看到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一是外资企业持续对华投资；二是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三是中国通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等举措，同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流增加；四是中国能够避免大规模不良债权问题。他呼吁日本企业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进行冷静判断，不要被西方媒体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一边倒报道所蒙蔽。

除了探讨2023年中国经济的短期发展趋势外，日本学界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也进行了展望。亚洲开发银行在2022年12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增长前景》报告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预测了中国从当前至2040年的潜在GDP增长。据预测，2020—2025年中国的潜在GDP增长平均为5.3%，2036—2040年将逐渐下降到2.0%。报告称，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被认为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劳动年龄人口的萎缩将对增长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人力资本对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在此基础上，为了提高潜在增长，报告建议在劳动力、人力资本、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四个领域进行改革。

（二）中美关系的发展动向

2022年，中美关系出现种种新动向，引发日本学界重新思考中美竞争的结构性原因，关注中美博弈的重点领域，分析美国对华一系列举措的收效及影响等。日本学界将中美两国的博弈描述为“强韧的关系”，即强硬但有一定的柔韧度。正如中曾根和平研究所报告所言：“中美关系在不同地域、不同事项中呈现出的形态不同，在某些地区内中美对立会消失，在某些事项上中美之间会合作，因而不能一味基于中美对立的前提一概而论。”

许多日本学者努力探究中美间结构性矛盾的根源，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构性根源在于美国国内政治环境，是由美国方面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而率先引发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佐桥亮系统回溯了中美关系的历史发展，梳理了自奥巴马政府末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方向的变化。他认为，当前有两个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起到关键性作用：一个是美国对世界现状、国际秩序以及美国领导力可能发生改变的恐惧；另一个是美国失去了在市场经济、政治体制以及国际秩序中同中国开展合作的期待，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华的不信任感。但另一方面，拜登政府重视竞争与稳定的平衡，这意味着上述的不信任感与恐惧是有上限的。因此，佐桥亮在展望美中关系的发展时称，两国至少在2020年代会尽力避免对立。濑口清之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反华情绪正在上升，对华采取强硬措施有助于获得选民的支持。当前，西方国家的大学、智库、政府相关机构中的专家学者对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存在误解，这些误解在媒体和网络上得以传播，被大众误认为是事实，而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又会基于大众的这种认知和情绪。

不少日本学者重点关注中美博弈的焦点领域，认为中美双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尖端技术、国防安全、网络空间等方面形成竞争或冲突的态势尤为凸显。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在《2021年度战略报告》中指出，中美在价值观、技术和海洋方面的战略竞争日益加剧。在价值观方面，中国在防控新冠疫情与率先实现经济复苏方面发挥领导性作用，增强了中国对其治理模式的信心，中美围绕价值观和治理模式的博弈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经济安全方面，技术和数据方面的价值观差异正在成为中美之间的离心力。美国正试图在人工智能、量子和高超音速等先进技术的开发方面形成压倒性优势，同时在半导体、信息通信设备等战略性技术和产品以及稀土等资源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区域安全方面，美国尤其关注台海局势，并正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应对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和活动。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认为，就价值观而言，中国主张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美国却试图将其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单方面强加给中国，这势必会导致中美之间的对立加剧。他指出，美国政府一定要有容许不同的国家形态、经济系统以及不同的价值观存在的宽容度。美国应该认识到，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在经济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将越来越难以获得新兴国家的认同。中曾根和平研究所在《中美关系报告书2021》中称，中美在网络空间领域形成多方位的竞争，包括信息技术、通信基础设施以及认知领域等。其中，中国的信息基建通过数字“一带一路”在欧亚大陆形成了优势，并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主要的信息流。木内登英也指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掌握物流数据的能力正在迅速提高，从国家安全保障的视角来看，美国不会放任中国掌握数据，今后围绕数据的中美之争将越来越激烈。

美国近年来意图从经济、军事、国家安全等各个层面构建对华包围网的一系列举措及其成效，也引发了日本学界的持续关注和讨论。2022年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正式推出“印太经济繁荣框架”（简称“印太经济框架”，IPEF）。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主席研究员柯隆指出，美国政府与全球企业间可能存在温度差。他认为，印太经济框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打散业已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产业链供应链”。但归根结底，企业在供应链中起实质性作用，而企业制定和实施经营战略是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从企业的视角来看，在中国之外构建新的供应链会产生巨额成本，尤其是在数字化物流系统方面，除中国之外没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具备这一条件。濑口清之则更为直接地指出，印太经济框架避谈贸易自由化的相关问题，对加盟国来说缺乏经济实力，其实质是“空洞的”、“聊胜于无的”。

关于美国针对中国的“脱钩”政策，日本学者普遍认为该政策并未收到预期效果。亚洲经济研究所发布题为《美中关系和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分析》的报告指出，伴随技术传播带来的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大潮。全球价值链与中美关系紧密交织，如果被迫“脱钩”，给两国带来的后果将不止是表面看到的那些损失。曾任国际教养大学教授的滨本良一指出，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对2022年前10个月中美贸易额的统计数据，中国对美贸易延续出超倾向。由此来看，拜登政府实施的针对中国产品的报复性高额关税收效十分有限。

此外，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于2022年10月7日出台了《对向中国出口的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制造物项实施新的出口管制》的规定，此举引发日本学界的高度关注。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教授铃木一人认为，此次美国对华出口管控力度的加强，是对特朗普执政时期技术争霸方针的继承，但又远远超出了此前出口管控的强度。他分析称，这份措施在此时出台，一是反映出美国对中国的认知，认为中国军事能力进一步提高，人工智能在武器装备等方面的应用进展迅猛；二是表明美国承认本国在半导体生产领域处于不利形势，担心被中国赶超而产生强烈危机感。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日本学者通过撰写调研报告、评论文章、开辟专栏以及开展系列学术活动等形式，围绕这一重大节点事件展开研讨。一方面，他们深入探讨了中美博弈背景下日本应如何定位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各种方式为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建言献策。

1.关于中美博弈背景下日本的定位

日本既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一员，又是中国的重要邻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长期以来，如何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一直是日本学界关心的课题。多数声音认为，日本政府不应该对美国“一边倒”。濑口清之指出，日本不能一味地同美国统一步调，而要为管控危机发挥积极的作用。他建议日本应与欧盟联手，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做好工作。中曾根和平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横山昭雄称，日本不要忘记1972年尼克松绕过日本实现闪电访华的“越顶外交”，以及2021年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访华等先例。

与此同时，随着日本政府防卫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日本学界也加强了对安全领域的关注，特别是日美安保合作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川岛真在分析中日双方安全政策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时指出，在外交方面，中国谋求“和平共存、整体稳定、平衡发展”，为此会保留日中首脑对话的空间。在经济方面，日本政府应该妥善管控经济安保问题，重新思考如何维系供应链与贸易关系，以及重新审视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日中关系。铃木一人针对经济安全问题，认为日本应注意在供应链和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可能会对日本构成的风险挑战，但他也承认，这是源于中国制造具有很强的竞争力。铃木贵元认为，日本企业正在配合政府进行供应链的“去中国化”，但是这导致日本企业面临物流费用提高、专业性人才不足、物流网不完善、当地政局不稳等棘手问题。

2.关于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资政建议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不少日本学者积极回顾过去50年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为努力推动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中曾根和平研究所在年度报告中建议，日本政府要平衡外交、保持对话，以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筹划搭建新的日中合作框架。日本和中国作为地区大国，为促进亚洲的发展，应在经济、环保、人才培养等多领域展开合作。除了应对老龄化社会和环保问题等共同课题外，日本还应基于2018年日中第三方市场合作框架，同中国继续推进立场对等的合作，保持对中国社会的接触。此外，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举措对于日本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增加了可以与中国就经济制度等问题进行对话的宝贵平台。

众多日本学者呼吁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对华政策的重要性和稳定性。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细谷雄一梳理了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变化，回顾建交50年来的四份政治文件。他指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对华政策不是长期的，而是短期的、临时的。如今的国际形势与1972年两国建交时已经大不相同，日本今后应以本国利益作为出发点考虑制定长期政策。他建议日本政府将对华战略定位为日本国家战略的核心部分，制定长期的基本方针。他还建议日本应从多个层面维系和强化对华沟通，并在外交上做出努力，使日中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稳定发展。

（四）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关系

日本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十分重视发展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关系，并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外交与对外经贸中扮演的角色。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年度报告中表示，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在深化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接受中国的经济援助和投资，并接受中国为应对新冠疫情提供的口罩和疫苗等卫生医疗援助。在此基础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治理模式产生兴趣并表示支持。木内登英认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选择哈萨克斯坦作为首次出访国，反映出中国在疫情后重振“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政策方向。中国面对发达国家的包围圈，必须开辟新兴国家市场，而“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中国构筑新的经济圈。

围绕中非关系，国际合作机构（JICA）苏丹事务所所长坂根宏治称，在非洲地区，中国在经济投资领域展现出很强的存在感。中国采取不干涉内政的立场，比起欧美基于价值观的原则更受非洲欢迎。当前，中国进一步强化重视非洲的方针，从传统的注重投资基建调整为注重提升经贸关系等方面。

围绕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关系，日本智库PHP研究所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与传统亲美的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正在淡化，阿拉伯各国正在形成对多极化时代的认知，并在这种认知的驱动下加紧强化同中国的战略关系，迈向中国—阿拉伯新时代。

此外，日本学者普遍高度关注中共二十大的对外政策导向，认为二十大报告阐明了中国领导层对国际形势的谨慎判断，但不少观点存在将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误解为内忧外患的“危机感”的倾向。例如，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政治法制研究室长增田雅之和地区研究部中国研究室主任研究官山口信治均认为，中共二十大报告表明，中国领导层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并不乐观。增田雅之指出，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曾出现“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的表述，而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合作”被替换为“良性互动”，这体现出中国领导层内部对于中美“合作”期待的减退。一些日本学者将这类分析作为中国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关系的主要动因。

二、2022年日本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新特点

（一）以问题为导向，注重回应本国关切

在研究领域的选择上，日本的中国研究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无论是解读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还是解析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原因，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为本国政界商界提供决策参考。例如，日本学界高度关注中国社会问题，这是由于日本与中国在人口结构、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经历或仍然存在许多相似的问题，日方关注中国式方案能否取得实效，为日本社会提供参考和借鉴；高度关注中美关系，则是基于中美竞争加剧的现实形势，将美国的影响因素纳入中国研究的分析视角，统筹分析研判，以提升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此外，注重问题导向也使得日本学界整体上过于务实，对同本国实际问题相关性较强的领域给予密切跟踪、积极研讨，但对政治领域的研究缺乏深入的学理性研究，而更多局限在对一些博眼球话题的渲染上。

（二）在不同研究领域存在对华“温度差”

从前文的梳理中可看出，不同职能定位的智库，其研究的立场和观点有所差别，对华态度也存在差异。例如，侧重研究经济领域的学者和民间智库，相对而言更能正视中国在制度、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承认日本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利、两国存在实现双赢的可能性，在分析中也较少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而侧重军事安保领域、有政府背景的智库和学者，则更多地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出发，将中日关系渲染为“零和博弈”，煽动“中国威胁”论，极力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并建议政府做好军事应对。这类学者虽然声称中国具有“危机感”，但恰恰反映出日本自身的危机感。

我们在梳理日本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时，可以多倾听能够秉持公正态度、提出真知灼见的声音，加强与这部分学者的学术交流，从中得到启发。同时，努力向日本社会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增进两国学界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三）研究成果形式多样

总的来说，2022年日本的中国研究成果形式较为多样，学者可以通过出版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在智库主页开辟专栏、参加论坛发表演讲等方式表达学术见解、交流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尽管相关成果数量不少，但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群体较为固定。目前，日本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中以老面孔为主，新面孔寥寥无几，这导致学术界的整体研究氛围相对沉闷、研究范式趋于固化。

综上所述，2022年日本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整体呈活跃态势，研究成果水平较高。研究热点既涵盖日本学界长期关注的经济社会问题，也包括随着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出现的新动态，以及年度重要的时间节点事件。这些热点领域反映出包括决策层在内的日本社会各界的关切所在，相关研究成果也会对日本民众的涉华舆论产生影响。及时梳理日本学界关于中国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日本学界对当代中国的认知，加深对日本社会的整体了解，并进一步做好相应准备，增强战略主动性。

［作者：史佳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

文章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