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瓒玮：日本各界关于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周边国家之一，日本高度关注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本文尝试系统梳理日本政界、学界、传媒界等各界对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多角度解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日本各界对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解读

习近平在阐释生态文明重要性时曾指出：“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一重要论述锚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日本各界从宏观角度分析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时通常从两个层面切入。

（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政策制定

日本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开始着手现代化环境治理，是亚洲较早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也是较早与中国在环保领域开展政府开发援助及国际合作的国家之一。可以说，日本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近距离观察者。总体而言，日本各界在谈及我国近年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果时多持肯定态度。

日本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北京事务所所长小柳秀明早在1997年便来华参加中日环境合作交流项目，至今已对中国的环境治理开展了长达20余年的跟踪研究。他在日本《环境新闻》《日经生态保护》等媒体上长期开设“小柳的中国环境观察”专栏，至今已连载文章百余篇。2019年以来，小柳发表了《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主席发表碳中和宣言的分量》等系列文章。他指出，在环境治理方面，中国采取了建立国家管理信息平台、在线监测重点企业、公开环境信息等先进的环保举措，这些是日本所没有的。他甚至认为，世界环境治理的主流典范即将被“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环保政策”所取代。在观察中国新时代环境治理能力提升时，小柳还特别总结道，日中之间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日本在环境政策体制上的优势几乎已经消失，日本的环境技术和产品在中国也几乎没有了竞争力。他还谈及，在生态文明建设大潮中，中国环境改善的速度惊人，特别是大气污染在短期内便得到了有效治理，在国际上堪称奇迹。

现任早稻田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及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的染野宪治从事中国环境政策研究已逾20年。他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近年来已经愈发展现出“中国方式”。根据他的理解，“中国方式”包括提出新的概念、设定宽泛的课题，以及制定能被迅速执行的政策等。从中国对生态文明政策的重视程度来看，解决重大环境问题只是时间问题。2022年，在日本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中国研究会”的报告中，染野又进一步将当前中国环境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概括为“绿色”“低碳”“循环”等诸多方面。

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社会学部教授祁建民在梳理日本现代中国学研究界对环境问题进行的学术讨论时指出，日本学界已经开始触及环境治理背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但其间的因果关系尚未完全厘清。祁建民通过中国水污染治理研究指出，尽管中国政府从技术、法律和政策方面为解决当代中国的环境问题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仍存在一些尚待回答的问题。例如：行政机构在处理环境问题时为何难以长期、系统地推进；政策执行过程中如何避免 “复杂性”和“运动性”问题。

（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

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宏观探讨，借此全面理解中国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一直是日本各界的重要关注点。庆应义塾大学亚洲研究所的青山周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给现代社会带来的严重生态问题及其引发的人类社会不平等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有望解决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中资本寻求无限增殖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的固有顽疾，特别是重视可再生能源利用这一点，体现了中国环境强国之路的正确选择。

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国际情报部的岸田英明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意义进行了剖析。岸田认为，进入新时代以来，“要环境还是要发展”对中国而言已成为一个伪命题。中国共产党已经改变了此前“经济增长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零和思维，战略性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将带来“国家安全稳定下的可持续发展”。他认为，中国将协同实现“为人民谋幸福”“能源安全保障”“少子老龄化下的绿色投资与就业保障”“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稳定周边关系”“提升全球环境治理的国际竞争力”等五个重要发展目标。他谈到，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并为此制定了相应的环境政策。可以看到，在中国，生态文明的战略含义正在不断扩大。

日本经济协会的佐佐木悠子对“十四五”规划中部署的可再生能源及环境政策改革进行了定量分析。她认为，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设定来看，中国政府已将“绿色生态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放在发展的突出位置，这将充分发挥生态优势，以绿色化促进生产方式高质量发展。日中经济协会理事、调查部部长高见泽学指出，过去五年，中国的能源政策为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贡献。此外，日本综合研究所还常设《中国绿色金融月报》专栏，跟踪报道并评论中国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各部门与绿色经济相关的政策改革，如绿色债券制度创新、海南国际碳排放交易中心的跨境碳交易进展等。

二、日本各界对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分析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2020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承诺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及其行动

日本学者认为，“双碳”目标的提出，表明中国已经做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政治决定，具体政策也在稳步落地。日本综合研究所常务理事足达英一郎重点关注了中国在吸引和管理绿色资金方面的重大进展。他注意到，中国提出在“十四五”期间为环保产业提供超过1万亿人民币的金融支持，并承诺不再为新的海外煤矿和新煤电项目提供资金。这些举措已经产生了全球性的示范效应。

九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兼日本国际环境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堀井伸浩通过对中国能源结构的量化测算指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但这也表明中国所表现出的减排态度是真诚可信的。中国正坚定不移走自己的道路，所开展的强有力的气候行动将使中国在未来更具实力。全球独立智库亚太倡议研究员柴田认为，习近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的书面致辞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即中国正积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产品生产国、出口国和投资国。未来，中国的环境领域可能会产生160万亿美元规模的投资，将对全球经贸产生重要影响。

名古屋外国语大学教授、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特别研究员真家阳一撰文指出，中国要完成“双碳”目标，首要挑战是要摆脱现有的高度依赖煤炭的电力结构。尽管中国一直在努力从治理空气污染的角度降低煤炭利用率，并已从2011年的70.2%降到2020年的56.8%，但仍在50%以上。另一方面，非化石能源的份额在同一时期从8.4%增加到15.9%，中国能源转型有望在未来加速。京都大学副教授关山健分析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明确表示，要打消外界对本国决心实现碳中和的疑虑，调整好短期经济利益和中长期“双碳”目标之间的平衡。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将加强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引领地位。

（二）中国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实效与趋势

对于中国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实效与趋势，日本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包括：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取得的优势将对其他国家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是否能够真正破除经济发展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是怎样的，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履约能力如何，等等。

能源情报中心理事江田健二认为，中国正成为全球新能源车的制造大国，需要耗费大量稀有金属制作储能电池，而美日欧三方对未来本国电动车产业将严重依赖中国电池这一可能性感受到“新危机”的降临。江田进一步指出，2030年前后，世界的“增长中心”必将从西方转移到亚洲。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江田的“新危机”观点已隐晦地表达出日方的“不安全感”。随着中国新时代绿色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新危机”论很有可能转变为“中国威胁”论的新翻版。

针对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理光经济社会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米谷仁提出，“双碳”目标下，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下降，从而使硫氧化物导致的大气污染有所改善。不过氮氧化物污染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污染问题仍不容忽视。《朝日新闻》记者平井良和认为，中国在昆明举办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表明中国正加快推进本国生态系统保护工作，以树立全球榜样。如果中国能在保护和促进生物多样性方面继续发挥作用，通过制定新目标带动发展中国家合作，将与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本国利益第一”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但另有观点称，中国的生态足迹正在明显增加，若中国要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领导者，必须减少生态破坏。

三、日本各界对中国生态文化和社会变革的深入研判

从文献梳理情况看，日本各界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研已深入到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和中国绿色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文化

《日本经济新闻》专栏作家藤堂安人在为岩波新书系列《古代中国的文明观——儒家、墨家、道家的三家之争》撰写书评时提出，只有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才能寻找到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文明体系。他提出，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思想家们便已经对环境、人与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其中，道家思想包含着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中对环境进行破坏的超越型智慧，对此应该在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时重新加以重视。

大阪大学全球倡议中心特聘副教授思沁夫从生态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跨学科视角出发，引入“生态文化”概念来考察中国的环境政策。他提出，环境问题与现代化的性质直接相关，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构建一种新的哲学，尊重不同文化并适合不同的环境行动者。思沁夫认为，亚洲是一个人口稠密和文化多样化的地区。进入21世纪后，亚洲作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而备受关注。然而这种增长的本质是在西方主导的文明中建构的、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增长。虽然在20世纪，生态学在各国的实践中取得了突破，使我们能够理解生态系统，并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对人类的思想、知识、价值观和经济活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生态学思潮却仍无法与增长的力量相提并论。历史上，亚洲一直在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密切关系，中国更有“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用“生态文化”来考察中国，强调的是文化与自然的历史性和统一性，侧重于与自然共生。这与西方文明中保护自然的理念有本质区别。在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思想反映在社会制度、区域发展和社会生活中。这些文化的历史价值需要再次引起关注。这并不是要提倡回到传统的生活方式，而是要以现代化发展为导向，寻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

（二）“中国范式”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及其影响

日本各界还着眼当下来关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日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将中国实践概括为“中国范式”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社会转型。日本中国法规信息网评论称，在当前大国间围绕气候变化及净零排放议题展开激烈博弈的国际变局背景下，“中国绿色”展现了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立场。该评论认为，相对于美国，中国已成为“气候变化行动的先驱者”，“绿色中国”建设也将贯穿“十四五”规划。“绿色政策”不仅包括防治大气污染，还将广泛包含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产业发展、全产业链的“绿色生产”“绿色设计”等。中国还将继续完善社会法制监管，加大绿色转型投资。

近年来，日本各界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在推动社会发生绿色变革。首先，生态文明理念正引领中国地方城市的发展方向。《西日本新闻》社对贵州进行了10余年的跟踪观察后指出，贵州注重协调发展与生态之间的平衡，不仅建成了世界自然遗产与自然保护地，还在生态造林、景观和农业方面取得重要技术进步，从而走上了绿色生态富裕道路。《日立评论》认为，雄安新区的设立，肩负着在生态文明发展背景下探索中国城市化转型道路的重要使命。新区建设的目标之一是生态环境优先，保障绿色发展，构建蓝（水区）、绿（林、田、草）交织、水城一体的城市空间格局。此外，智能交通系统和智能城市的建设也将彻底贯彻绿色生态发展的原则。在城市绿色发展方面，雄安新区还将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海绵城市建设、绿色建筑的普及、绿色建筑材料的使用、雨污分流、污水和垃圾的循环处理和再利用、可再生能源供应和多元化清洁供热系统的建设。

其次，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绿色转变。日本电视新闻网对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黄沙变黄金”的生态治沙案例进行评论时指出，在荒漠地带建立太阳能发电站不仅可以阻挡黄沙,还能产生额外的经济社会效益，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成果。《朝日新闻》社关注到中国的垃圾分类政策，认为中国提出并推行这项政策，旨在提高全民环保意识，为建设生态友好型社会助力。爱知大学中国语言学教授盐山正纯考察了2013—2020年人民网上出现的共计3344篇报道中的“光盘行动”一词，认为该词引发的“生态社会运动”在民众中极具知名度，但这个中文词汇表达了一种软性宣传的政治隐喻，不仅是单纯的反对浪费，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政治社会事件背景下的政策倡导。

此外，中国的绿色转型还激发了日本政府高度关注中国的绿色转型模式与欧美国家的异同。2022年9月，日本经济产业省专门召集专家组，讨论国际社会绿色转型的竞争形势和应对策略。其中，三菱综合研究所气候变化解决方案小组主席研究员阿由叶真司在谈及中国时认为，全球碳中和背景下，欧美和中国的共同发展趋势是，正加速以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工业结构向可再生能源产业转型。而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除政府力量外，社会各部门也参与其中，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风险。

四、日本各界对中国倡议与国际社会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

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中国向全球发出倡议，呼吁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合力推进气候变化治理。日方各界对此回应不一。

（一）中国呼吁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一直主张对华友好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肯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说：“地球是一个整体，人类命运相连，任何分裂和分化都将导致人类失去未来。”但这种声音未能在日本政界成为主流。冷战后，美国对华态度和中日国力发展对比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两大重要因素。特别是2020年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国际秩序出现了新的重构契机，但大国之间关系遇冷，安全观念不断泛化，合作成果乏善可陈。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纠集同盟国家，推行对华全面遏制打压战略。日本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与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考虑，对美国全球联盟体系的战略安排给予了积极回应。这种战略判断令日本政界普遍存在的对华不信任感加剧。

围绕中国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方面提出的倡议，日本各界观点出现了一定的分歧。三井战略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本乡尚曾就职于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并负责为该机构编写各国《环境指南》。他从全球视角出发，肯定了中国在面临全球生态危机压力下，创造性地运用“一带一路”工作机制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认为，中国在处理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时，通过“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来促进国际协调的做法具有重要意义。绿色投融资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治理框架，并在能源、水信息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引入了相关的信息披露制度，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了供应链管理体系。同时，他也指出，中国正处于与1980年代的日本同样的经济结构转型期，不同的是，中国要面临更为严峻的生态环境制约与挑战。中国“丝路基金”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将处理气候变化和环境因素的准则公开，没有对环境信息进行公开透明的披露，从而受到国际社会诟病。本乡的报告还从侧面透露出日本对华政策的新动向：当前的日美及其同盟国家开始愈加谨慎地对待“一带一路”倡议，除了重弹的“债务陷阱”的老调外，又开始制造“泛安全化”的舆论杂音，引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产生误解，认为港口、机场等将成为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一误解需要我们予以高度警惕并积极化解。

还应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美国正在通过拉拢日本、英国等盟友，企图联手牵制打压中国绿色发展。2021年6月，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提出要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时任英国首相的鲍里斯·约翰逊将其视为制衡中国提出的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的对策。2022年5月，美国拜登政府为配合其“印太战略”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其中包括碳市场及清洁能源投资，企图在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领域彻底孤立中国。日本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调查室的荒木千帆美特别从经济层面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日美“印太战略”构想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荒木认为，在中日关系较好时，日本曾支持并参与过“一带一路”倡议，但近年来，日本已倾向于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的“四边机制”合作，并积极参与“印太经济框架”。上述新动向可能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对冲，未来走势尚待观察。

（二）中日绿色低碳合作的成效及前景

与政界相比，日本经济及生态环境领域的研究者和工作者表现出理性务实的态度。他们呼吁中日两国要加强在绿色低碳领域的双边经贸合作，维护中日友好关系。金振建言，中国绿色环境产业和国内市场的迅速扩大对拥有较高水平环保技术的日本而言是一个重要商机。日本政府应着眼未来，构建一个有利于两国环保合作的贸易战略框架。

此外，日方利益相关者还通过各种中日交流合作渠道不断发声。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自2006年创设至今，已发展为两国环保合作的重要专业平台。两国一直利用该论坛不断分享生态系统保护经验，共同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用项目成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近年来，该论坛除围绕循环经济、污染防治、新能源汽车、氢能源开发、绿色技术创新等传统领域进行讨论外，还加入了气候变化对策、碳中和市场等新兴热点，有力带动了中日两国各界共同探索环境与经济社会问题的协同解决方案。

2020年，在中日两国最大规模的民间对话平台“北京—东京论坛”上，瑞穗综合研究所理事长中尾武彦高度肯定了中国绿色低碳发展和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希望日中两国能在气候变化及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治理议题上推进合作。2021年，第十七届“北京—东京论坛”又专设“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促进了两国相关领域人员的深入交流。东京大学未来视野研究中心的石井菜穗子教授表示，“对于气候变化问题而言，打造一个基于生态文明和循环经济思路的新型经济系统至关重要”，并期待中国发挥引领作用。

2022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及日中经济协会成立50周年。兼任日中经济协会评议员、地球产业文化研究所顾问的东洋大学校长福川伸次发表纪念文章，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做出判断，认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散发的活力已让人感受到，中国超越美日的势头不可阻挡”。他指出，当今世界，地球环境的不断恶化已经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就要求全球经济进行创新，摒弃产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模式，生成以“地球主义”为驱动的“新经济”体系。目前，全球碳中和已蔚为潮流，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合作共同解决地球环境问题。日中两国更应顺势而为，携手为地球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发挥先导性的作用。生态危机没有国界，人类只能以合作面临挑战。

五、结语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在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日本各界的认知也在发生新的转变。归纳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日本各界围绕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深入观察了中国经济社会的绿色变革。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很多有长期在中国学习、工作的亲身经历。自1990年代两国开启环境外交后，他们便依托政府交流合作项目融入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进程中。30余年的观察促使日本“知华派”的认知程度不断加深，认识到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引领一场与西方文明不同的绿色转型，并对中国贡献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其次，日本政府对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上升到战略应对层面,并成为其调整对华政策的重要考量部分。日方已看到，中国之所以在绿色转型中取得不俗成就，其实质在于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提出“双碳”目标的姿态，更进一步促使日本政府从战略层面着手调整中日关系。

最后，日方认识到，中日两国的环保合作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让日本意识到中国正蓄势待发，在新能源产业及绿色金融等方面进入世界领先行列。未来，中国在环保领域的大市场也将进一步带动利益相关方的经济增长，并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及各类国际合作，形成“走出去”的态势。在这种趋势中，日本的地位和作用也已从30年前的对华环境援助逐步转变为与中国开展市场、技术优势互补合作。有鉴于此，中国可思考在如下方面做出及时应对。

第一，提升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的对外传播质量。一是传播对象层次化、精准化。我国应打破将日本作为整体传播对象的观念，重点关注日本“知华派”的认知动向，重视桥梁作用，围绕他们长期关注的内容开展重点宣传和有效解读。二是促进传播语境全球化。我国应强调生态文明中跨越民族国家地理边界、关注人类和地球共同命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宏大包容性叙事，这将有助于加强不同国家群体间的沟通理解，易于产生共情契合点。三是传播手段智慧化。日本目前正在大力发展数字社会建设，我国也应尽快将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手段嵌入生态文明对外传播中，使数字化与绿色化创新融合。

第二，增进中日不同层级间的绿色人文交流。其一，应在中日首脑会晤等高级别会谈中增加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议程设置，就共同关心的气候变化应对与碳减排目标进行充分交流，通过凝聚共识减少日方高层对中国绿色发展的负面理解。其二，应大力促进中日学界间的高质量人文学术交流，汇聚和加深两国知识界对绿色发展理念的共识，共享研究成果。其三，应重视中日青年交流。近年来的民调显示，日本30岁以下的青年群体对华好感度已保持在四成左右。以此为契机，我国应推动中日青年间关于气候变化与碳中和等绿色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对话，鼓励青年分享环保智慧，这将有利于在新生代中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第三，加快中日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创新型合作。目前，中日两国共同研究项目较少。可考虑创新合作模式，召集中日两国专家组，围绕中日共同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展开研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高质量提升经济增长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资源，解决教育、就业等各类社会问题。中国可从日本环境保护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寻求可协同解决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问题、实现多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方案。同时，中日两国还可在第三方市场设立与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绿色金融、绿色物流以及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合作项目，共促全球绿色转型，守卫同一个地球家园。

［作者：王瓒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深化稳定周边国家关系、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调研项目“气候变化视角下中国（海南）—东盟‘蓝碳’合作的经济社会问题调查”、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大国减灾：成长中的中国灾害学（1949—2019）”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