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伟：毛泽东同志与人民政协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口号发出后，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在这份“五一口号”中，第一次宣布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这一条，正是毛泽东同志的大手笔。

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毛泽东指派胡乔木等人起草“五一口号”。“五一口号”初稿明确指出：“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当这份初稿送到毛泽东案头后，他一共作出27处修改，其中特别关键并值得我们关注的有两处：

一是将第四条“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最后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修改为“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这一修改既进一步重申了“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发出了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共同奋斗”的号召。

二是删除了第五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重新起草了一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五一口号”的点睛之笔，高度概括了中共中央的建国方略，正式向国内外宣告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新政权，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协商建国的精彩华章。这处“点睛之笔”，是毛泽东同志深思熟虑、洞察时局后作出的重大决定。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在华东、东北、陕北等地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通过“五一口号”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建立新中国政权的蓝图，正当其时。

毛泽东修改的“五一口号”

为配合落实“五一口号”，毛泽东又于5月1日致信李济深、沈钧儒，对召开新政协的想法进行了进一步解释和完善。他在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毛泽东同志在“五一口号”中对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构想的提出，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五一口号”发出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界人士热烈响应，他们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新民主主义并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由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人民政协中，出现的核心概念是“人民”。什么是“人民”？“人民”的概念是什么？我们先从周恩来在新政协会议开幕时对“人民”与“国民”的区别所作的说明讲起。

在1949年9月22日（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第二天）的会议上，周恩来先代表主席团向大会作了关于主席团常务委员名单和设立六个分组委员会的报告，还代表第三小组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对《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周恩来作了这样的说明：

总纲中关于人民对国家的权利与义务有很明显的规定。有一个定义须要说明，就是“人民”与“国民”是有分别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改变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和生产有利的。（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一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369页）

讲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得不讲毛泽东的一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中华民族即将迎来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巨变，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即将终结，新的人民民主国家政权即将诞生；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28岁生日，“就像一个人一样”“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8—1481页），而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正是在这个成熟的政党带领人民走向新社会的历史关口，毛泽东沉着冷静地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思考我们党走上什么样的政治舞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就在全面启动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建新中国的历史时刻，1949年6月30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的长篇“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深入系统地阐发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人民政权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篇文章最初的题目叫“二十八年”，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就是为即将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建立新中国而写的。要建立新中国，就要总结一下我们党已经走过的28年，所以文章题目叫《论人民民主专政》，副标题是《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

这篇文章的立意，一是回看和总结中国共产党走过的28年，二是擘画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它为之后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依据。文章问世后，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引发政界、学界的深入思考和持续研究，成为世人研究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要文献。

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毛泽东除了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28年经验外，有两大问题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要建立人民政协，“人民是什么”？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深刻阐释了“人民”的概念：“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特别强调了人民民主的政权对待人民和对待反动派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

对人民和对敌人，态度和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比如，毛泽东在回应那些“外国反动派”所诬称中共所要建立的制度为“你们独裁”时，毛泽东干脆利落地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他毫不隐含、坦率地说，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民主独裁”“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他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这种制度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而“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的内容，强调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这样的制度，与那些“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的制度恰恰相反，“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毛泽东的这种回答，既反映了他的人民立场，又反映了他在制度设计上的高度自信。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通篇充满着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明确而深刻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民的问题，也清晰地告诉世人这个政权如何对待反动阶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

二是新政协要确定的基本政体、国体是什么？

这个问题也是在新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明确下来的。说到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协，在政治制度设计上一开始就有一些核心点：一是国体——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二是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是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四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五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等。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其根本点是讲新中国的国体。他多次明确提到，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取得的各种“经验”，既有归根结底的、总体层面的经验，也有内外政策的、具体层面的经验。

关于“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毛泽东从内外政策角度总结了我们党28年的基本经验。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是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是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明确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8年的探索得出的有关对内、对外两方面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指明了这个党在内政外交方面制定系列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也就点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基石。

毛泽东还提到了归根结底“集中到一点”的经验。他反复强调说：“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这是对上一条经验又一次集中、精练的概括。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都写进了新政协的《共同纲领》中。《共同纲领》的总纲中是这样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在《共同纲领》的序言中还有一段话：“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些话，都是取自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作为人民政协的设计者、开创者和奠基人，自考虑和提议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始，到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他有关人民政协的讲话都表达了极为重要的观点，留下了伟人的深邃思考和丰富智慧。这里，我们仅列举他的几次重要讲话情况。

（一）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一是提出并强调建立新中国的共同的政治基础。毛泽东指出：

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文，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4页）

二是强调新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毛泽东提出：

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三是明确新中国愿意加强与国外的合作。毛泽东提出：

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文，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5—1467页）

在这次讲话中，有几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值得注意：

一是“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二是“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

三是“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

（二）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1949年9月21日）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新政协和新政权真正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因为它使中华民族真正地“站起来了”：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

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新中国开启的文明时代和建设文化的目标：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上述讲话中的一些语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曾引用过。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提出了三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即“站起来”“文明时代”“两个轮子”。“站起来”，即“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文明时代”，即他所说的“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两个轮子”，即“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这就是后来周恩来解读的“两个轮子”，即“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

196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把毛泽东关于机要保密工作的一些指示辑印在一起，准备发给参加全国机要保密会议的人员学习。毛泽东审阅时，在一段话后面加括号写了一段批注：“这一段话讲得准确，请同志们经常地讨论这个问题。”（1966年4月14日）“这一段话”，也是毛泽东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的讲话：“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这段话，就是想提醒大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新时代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从根本上存在尖锐对立，他们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毛泽东审阅时在这段话后面加上批注，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三）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起草的会议宣言（1949年9月30日）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这个宣言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毛泽东指出，这种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取得的。“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一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毛泽东指出：这次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为现时的国歌，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公元，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他号召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一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页）

在宣言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新的时代”的概念：“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解释这个新的时代的主要特征是: 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已经结束，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四）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14日、23日）

在这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特别提出了充分发扬民主的人民政协的特征：

凡有意见都可发表，凡有提案都可付审议，只要能行者都应采纳。我们有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以为检查工作、讨论问题的准则。《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毛泽东还讲道：

我们就能集中广泛的意见，检查过去的工作，决定今后的方针。这种方法，我希望我们以后继续采用，并且希望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也采用这种方法。我们的会议在暂时还是建议性质的会议。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在这种会议上所作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是当然会采纳并见之实行的，是应当采纳并见之实行的。（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一文，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页）

针对一些统一战线人士担心“人民和政府是不是会把他们忘记”时，毛泽东在闭幕词中说：

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认为，讲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使人们有信心，不致彷徨顾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我了，我虽想为人民效力也没有机会了。不，不会这样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一文，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页）

他还特别说到了对敌人的“强迫的方法”和对人民的“民主的方法”：

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即根据《共同纲领》，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一文，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页）

1950 年6 月23 日，毛泽东等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

（五）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10月23日、11月1日）

在这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优越性。他说：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开幕词，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不能欺负”的伟大力量：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他们也看不到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已由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已由中苏两个伟大国家在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基础上的巩固团结，已由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广大和平人民对于这个伟大阵营的深厚同情，而永远宣告结束了。我们的敌人看不到这些，他们还想欺负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还想称霸世界。但是，同志们，我可以断定，他们的想法是狂妄的，是徒然的，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能欺负的。（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开幕词，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总之一句话，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决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我希望我国人民好好地自己团结一致，并好好地和我们的苏联盟友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向着争取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向着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胜利、向着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胜利而继续前进。同志们，只要我们这样做，我相信，胜利决定地是我们的。（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开幕词，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在这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毛泽东说道：

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它就能够越来越有生气，越来越有力量，它就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闭幕词，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页）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除了阐明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以外，还宣告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结束、人民时代的开始，再也“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能欺负、不好欺负的。

（六）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53年2月7日）

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讲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打败美帝国主义的问题”。那句“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我们完全胜利”的名言，就是在这次讲话中说的：

我们准备打的时间要长一点，最后就是要打败它，前途是胜利的。我们已经打了两年多了，在社会上可能有些人觉得不耐烦了，觉得还是早一点结束好，停战谈判只剩下一个俘虏问题了，争执也很小了，何必为一两万俘虏还要那么坚持下去呢？这不只是一两万俘虏的问题，不能因为我们人口多，觉得丢掉几万人不要紧，俘虏一个也不能丢掉，一定要争。这个仗要打多久时间，我看我们不要作决定。它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将来的什么总统来决定的。这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我们完全胜利！（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这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高度自信和不可战胜。

毛泽东还讲到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他说：

现在我们的党政机关中间，存在着一部分很不健康的现象，这就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这些事情，这些坏人坏事。……我们中央机关几十个部门，包括党、政、军。党就是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政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会，计算起来，就有一百几十个单位。应该说其中有很多的部门，不是少数的部门，存在着官僚主义。他们脱离群众，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关在房子里写决议案、写指示。决议案、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执行，不去管。就是坐在房子里头，不下去检查，只是注意所谓布置工作，却没有注意检查工作。……这次会议以后，要从我们中央开始，带头下去检查。这样才能带动大行政区一级、省市一级、专区一级和县一级，我们才有资格责备下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这里强调了一种自我革命精神，敢于面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敢于向自身“存在着一部分很不健康的现象”作斗争。

就在这次会前（2月3日或4日），毛泽东审改了周恩来准备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所要作的政治报告稿。毛泽东的修改，表明了他特别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报告稿中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成就的原因是“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发挥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毛泽东在这个原因之后特别加了一句话：“是由于我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分子和海外华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形成了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强调了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统一战线，是我们取得伟大胜利的极为重要的法宝。

1953年底至1954年初，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提到紧迫日程上来。毛泽东也开始着手在杭州亲自主持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由此拉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序幕。全国人大的序幕拉开，也就意味着全国政协的性质和作用要发生变化。

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以后，“政协是什么性质、任务是什么”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12月19日晚，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到中南海颐年堂座谈，主要是针对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政协的一些问题。

为准备这次谈话，毛泽东还专门写了一个谈话提纲，全文是：

性质、会期、任务。

（1）外交；

（2）内政——选举；

（3）向党委和国务院提意见（社会主义改造）并加以协商；

（4）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团体及其他人员间的关系；

（5）学习。

这份提纲后来发表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谈话提纲》（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一文，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这份谈话提纲当时写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54年12月17日分组讨论情况简报的首页上。这份简报，汇集了分组讨论政协章程草案的主要意见，涉及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纲里写了五条，但毛泽东面对面讲的时候，阐述的内容非常丰富，因为他早已成竹在胸。

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有些人认为政协的作用不大了，“政协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政协需要存在，那它的性质是什么，是不是国家权力机关？

12月19日，毛泽东召集参加政协会议的部分党内外人士座谈，就这些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传达记录稿 [主要内容收入《毛泽东年谱》，见《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页]，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有：

（一）关于政协存在的必要性。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宪法草案就是经过协商讨论使得它更为完备的。人大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

（二）关于政协的性质。有人说，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权力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质的机关。政协不能搞成国家机关，因为人大和国务院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如果把政协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成为二元了，这样就重复了、分散了，民主集中制就讲不通了。

（三）关于政协的任务。

一是协商国际问题，如对外发表宣言、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等。像过去的抗美援朝、现在的美国占领台湾问题，包括将来如发生外国侵略等，都需要商量。这类事大概每年都会有。这些事国务院要办，外交部和国防部要办，但有些问题，我们需要先商量商量，取得一致方针。有些人大常委会不好做，国务院做不完，要由政协来做。

二是协商候选人名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政协各级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它有这种权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人民选举的，但各党派、团体要先进行协商。

三是提意见。当前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提意见。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都要改造，这就发生各方面的关系问题。还有文教、学习也有各方面的关系。比如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值得协商，主要是批判唯心论问题。将来一万年以后，也还有唯心论，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陈旧了，就有一批人要出唯心论。新旧之间的矛盾，一万年后也还有。宪法的实施问题，巩固人民民主制度问题，政协可以向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提意见。政协委员提意见，特别是发议论、说闲话，只要不是破坏性的意见，只要是建设性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提了也有好处。提意见是合乎章程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很纷繁的，各种工作都要协商。总之，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国民党的参议会才是投闲置散、虚应故事的，我们的政协是有事情做的。

四是调整关系。国家生活存在各种关系，内部关系要经常调整，政协要负担起这个任务。我们的国家内部是团结的，但不是说没有矛盾，因此需要加以调整。矛盾在一万年以后还会有的，一二百年以后阶级矛盾也许没有了，但还会有新旧矛盾，代表旧制度、旧生产关系的唯心论就要和代表新制度、新生产关系的唯物论发生矛盾。他还讲到政协要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

五是学习，即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不是两件事，而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政协章程总纲中不要加上“学习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

（四）关于政协组织的上下关系。政协组织的上下关系，不成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究竟如何搞，还要创造经验。

（五）关于运用统一战线武器的意义。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要运用统一战线的武器。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但还要懂得去运用在此基础上的广泛的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样动员起来的力量就会更多了。

毛泽东最后说：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是商量办事，不是独裁，但集中是必要的。

1954年12月21日下午3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通过议事日程，选出主席团和秘书长。会议听取陈叔通作第一届全国政协工作报告，章伯钧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草案)的说明，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12月25日，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闭幕。毛泽东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周恩来当选为主席，二人分别担任这一职务直至他们去世。

对1954年以后人民政协发挥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过：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机构、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推动各种社会力量为实现国家总任务而奋斗、活跃国家政治生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关系、扩大国际交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进新中国各项建设贡献了力量。[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1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指出：“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人民政协就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1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毛泽东对创立人民政协和缔造新中国，特别是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系统性制度的伟大贡献，不是一两句话或一篇文章能够表述全面的。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论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贡献时，曾明确指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奠基性贡献，就包含毛泽东对人民政协事业的伟大贡献。仅从组织、理论和制度上来观察，毛泽东对人民政协的主要贡献，至少有以下几个视角可以供我们研究参考。

一是组织上的贡献：创立了人民政协的组织形式。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开创了人民政协事业，从组织上创造性地将人民政协这一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确立起来并延续下来。

无论是主持人民政协筹备工作、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工作，还是担任人民政协5年主席和22年名誉主席，毛泽东都为建立和健全人民政协的组织机制做了奠基性工作。特别是在1949年9月至1954年9月他担任人民政协主席期间，人民政协的全体会议执行了全国人大的职权，完成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新中国建立和发展的各项重大事务，周全而科学地选出并有效地运行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权力机构，为新中国一切发展进一步奠定了基础。1954年9月以后，在毛泽东的亲自设计、构想和指导下，人民政协的组织形式也以中国特色统一战线的形式延续了下来。

二是理论上的贡献：奠定了人民政协的理论基础。毛泽东亲自阐述人民政协的重大理论问题，创造性地探讨了与人民政协事业相关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和方向性的问题。

有关毛泽东对人民政协问题的理论阐述，在上文提到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的系列重要讲话中，都有涉及。另外，毛泽东还有一些重要指导性思想，至今仍然特别值得政协工作关注。比如，毛泽东提出的有关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建设、进步”的方针；有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有关“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选出的全国委员会，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的思想；有关“政协要团结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国家大事”的思想；有关“政协要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的思想、有关人民政协要建立广泛的国内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有关“政协要加强学习，特别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思想；等等。

三是民主政治上的贡献：创建了人民政协的制度基石。毛泽东亲自倡导和践行人民民主制度和协商民主制度，从民主制度建设上创造性地为人民政协发挥民主作用奠定了政治基础，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从而开启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先河。

如何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这是古今中外政治家都在探索的重大政治问题。为了跳出这个周期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以协商民主为重要标志的人民民主建设道路，是毛泽东等人为社会主义中国开启的一条政治文明新道路，也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种新制度。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的：“党领导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证。”这些制度的建立，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简而言之，毛泽东为人民政协事业奠定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框架，阐明了核心理论和基本观点，明确了根本任务和发展方向，引领了政治风气和民主作风。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研究员

本文选自《纵横》2023年第12期“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