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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内涵、根源和历史意义

作者:瞿林东 | 发布时间:2021年01月20日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2020年9月3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1945年9月3日这个日子,是永远铭刻在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日子。中国人民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英勇斗争和巨大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显示出了无比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颂的光辉篇章。也正是在这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在这空前残酷的斗争中,中华民族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严峻考验,显示出不可战胜的浩然之气,变得更加壮大、坚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而这一历史伟业,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密切相关,和毛泽东的中华民族观密切相关。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于报端杂志者,屡有所见。本文拟就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内涵、根源及其历史意义讲几点认识。

一、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丰富内涵

1935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战争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重要历史文献中明确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由此,毛泽东在坚定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与巩固过程中,不断发展、丰富他的中华民族观,使之融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支撑和民族革命实践的指南。

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是指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与论述,以及这一认识与论述在实际运用中的理论提升。毛泽东中华民族观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关于中华民族之整体特质的认识和阐述,一是关于中华民族之某些方面突出特点的认识和阐述,合而观之,实为一完整的理论体系。毛泽东的中华民族观形成于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并贯穿于其后的革命与建设时期,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论述尤为突出。

关于中华民族的整体特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在中国,“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以上论述是对中华民族特质的概括,即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文明发达、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拥有优秀历史遗产的伟大民族。值得重视的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的这些论述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决精神,即使今天读来,仍然感受到它的力量和启示。

毛泽东中华民族观在论述中华民族某些突出特点方面,同样反映了他对中华民族的深刻的理解和赤诚的热爱。如:

——关于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于1935年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慨然写道: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这三句大义凛然、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奋斗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伟大实践。抗日战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体现、证明了这一论断,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镌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又一丰碑之上。

——关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是建立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基础之上的。在国内国际复杂的历史形势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讲到“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问题时,阐释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写道: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一个特点,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

——关于中华民族的利益和追求。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岁月里,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论述,所使用最多的用语是“解放”“独立”“自由”。他指出:“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如何得势,如何兴高采烈,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们的命运是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的。”中华民族追求的目标是“解放”,只有解放了,别的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述道:

这样看来,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牙交错的战争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

作为英明战略家,毛泽东天才地预见到“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到”。抗日战争如此,解放战争亦如此。今天,当我们一方面回顾历史,一方面体察现实,对于“解放”这个词的含义和分量,一定会产生新的认识和新的感受。

——关于中华民族文化。在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思想体系中,阐释得比较集中的还有中华民族文化。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等三个问题后,作了这样的结论: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史即中华民族新文化史上的贡献,指出: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论,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发展史树立起不朽的丰碑。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在中国文化史、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于中华民族的自信力。早在1937年8月,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这样写道:

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谨以无上的热忱,向所有全国的爱国军队爱国同胞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他在这篇文章中列举了“十大救国纲领”,最后写道:

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在实现上述十大纲领的条件下,战胜日寇的目的是一定能达到的。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比较顺利的情况下,中华民族有这种自信力,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遇到困难时,中华民族也不会失去这种自信力。1940年7月5日,毛泽东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三周年发表《团结到底》一文,写道:“抗日战争的三周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周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的责任。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现在国难日深,世界形势大变,中华民族的兴亡,我们要负起极大的责任来。”“我们相信,在我党全体党员和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之下,克服投降,战胜困难,驱除日寇,还我河山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类似这样的表达,都是中华民族自信力的反映。这里,不禁想到鲁迅先生在1934年即“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际曾写过一篇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在这篇文章中写了这样的话:“……然而,当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的这些话,是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力。

上述这些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丰富内涵,而每一个方面都对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和自强精神发挥着重大的激励作用。

二、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深厚根源

毛泽东是理论家、战略家和革命领袖,探讨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根源所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根据。从历史大环境来说,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形成,同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社会思想有密切关系,当学术界、思想界、革命者在讨论“中华民族”的概念和实质内容时,毛泽东于1919年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就写下了“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思想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来探讨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根源所在。

首先,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源于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敬重。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崇敬和重视,具有非常的高度和深度。他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年所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专有论“学习”一节,这样写道: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文中明确地把“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同“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联系起来,把“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同“今天的中国”联系起来,这是何等深刻的见解、何等重要的任务,毛泽东中华民族观与此联系又是何等紧密!

其次,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源于毛泽东对中国现状的洞察。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历来强调对于中国社会现状的了解,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就是有力的证明。今天,当我们再次翻阅毛泽东1930年5月所作的《寻乌调查》时,仍然会受到震撼而陷于沉思:一是为调查的细致、真切而钦佩,一是为作者对调查所得的珍惜而感动。《寻乌调查》的前言写道:

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社会调查及其所得的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的方法。在这篇前言的后一部分,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参加调查会的11个人的姓名、年龄、特点、职业以及在调查会中所起的作用等。毛泽东写道:“我们的调查会,就是我和以上十一个人开的,我做主席和记录。我们的会开了十多天,因为红军部队分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故有时间给我们开调查会。”对于这次调查会的收获,毛泽东作了这样的概括:“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显然,这是社会调查所得举一反三之效。

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不限于作社会调查,但社会调查所得的重要性却是别的方面所不能替代的。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他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实为至理名言。联想到他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都可以说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洞察是他的中华民族观的一个重要根源。

再次,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源于毛泽东对民心民情的关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和国破家亡的境地。毛泽东在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这本是中国共产党的初衷,而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显得更为重要。

在毛泽东的革命用语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最受关注的对象,这既是革命的力量,也是革命应当维护其利益的对象。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体制建构,指出:“……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利益首先代表了“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进一步指出:“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和构想既反映了中国的民心民情,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解放区已成为现实。事实证明,民心民情所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深厚基础即在于此。

最后,再有一点,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源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这个判断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认识之上的。毛泽东指出: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是同毛泽东紧紧把握住“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的判断紧密关联着的。一方面,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建立,是最有力的证明。一方面,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切外国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毛泽东在1949年8月18日写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篇评论,也是最有力的证明。在这篇评论中,毛泽东怀着深沉的民族情结写道:“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所称颂的,正是中华民族“有骨气”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还谈到过“国际援助”问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问题、“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问题,并不只一次地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广泛地谈到中国革命和国际形势问题,其中都贯穿着他对中国革命的信心,对中华民族利益的坚持,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总之,这是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又一个重要根源。 

三、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历史意义,一方面表现在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支撑,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指导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对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各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存在及其伟大精神的熔铸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

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支撑。这是因为:

第一,毛泽东中华民族观贯穿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始终。从1935年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到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在这十年间,毛泽东始终致力于以他的不断丰富的中华民族观阐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必胜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就明确提出:‘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以弱胜强的辉煌史诗,显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过程中,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是贯穿这一全过程的指导思想。

第二,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植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植根于民心民情,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追求,这是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对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各民族共同体的认识。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其次,从历史到现实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历史上许多个民族共同体的积累、发展而来。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正是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的历史行程及当代形态。毛泽东中华民族观因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根基以及鲜明的理论特点,从而最全面、最深刻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存在及其基本利益和奋斗精神,赋予“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与实体以新的认识高度。这一认识高度奠定了现代中国人的中华民族观的思想基础。

历史发展到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已进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自觉、自信、自强的中华民族意识必将提升到新的更高的阶段,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要大力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帮助、相互欣赏、相互学习。要大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活动。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就需要我们作历史的回顾和现实的思考,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和中华民族前进的目标。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新时代的民族工作时进一步指出:要深入践行守望相助理念,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最近,习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习总书记的这些指示,从“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是从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高度、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高度对民族工作、民族研究提出的新要求。一是要有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断“培育”和“铸牢”这一意识;二是从历史和现实及未来的结合上,深刻认识“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进而把“深入践行守望相助的理念”落到实处。中华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提升自我,在精神层面和实践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这一原则,则“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将更加自觉、自信、自强。 

注释从略。

来源:《史学史研究》202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