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颖：建国70年来海外视域中的中国妇女解放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也恰巧在这个时间建立。这个历史交汇点就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起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比较集中地体现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发展,并把保障女性权利、实现男女平等做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此后，中国妇女解放动便与中国的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中，中国妇女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建国后至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研究状况

　  自其发轫之初，中国的妇女解放和女权运动就是一个全球化的历程。因此，虽然本文的中心议题是“海外视域中的中国妇女解放”，中国国内的妇女解放状况因其与国际妇女运动密不可分的联系，仍然有必要加以梳理。一般认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始于新文化运动后期，终于文革结束。国内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研究著作着重记述妇女解放运动的过程、实践经验和规律，由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和实践者主导，代表人物是邓颖超和罗琼。邓颖超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邓颖超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收入了她1938年至1992年的文章、书信、报告、谈话等共89篇，是作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文稿。文集阐述了妇女参政的责任、土地改革中的妇女问题，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起草过程。文集对中国妇女解放历程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另一位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妇女社会活动家罗琼撰写了《妇女解放论丛》（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著作回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记述了建国后40年各个历史时期妇女解放事业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并阐释了妇女运动发展规律和基本经验以及妇女解放的历史及理论问题。此外，罗琼还撰写和主编了《妇女解放问题基本知识》（人民出版社，1986年）、《改革开放与妇女解放》（中国妇女出版社，1995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 1978年）、《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论妇女解放问题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著作。在这些作品中，她总结了长期妇女工作中的成绩、经验和教训，极大推动了中国本土妇女理论和历史研究的发展。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女性主义理论学者，她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研究具有开创性贡献。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的李小江教授是中国女性主义研究的先行者。她认为，中国妇女解放是社会革命而不是女权运动的结果, 因此中国只能借鉴西方女权主义的经验, 而不可能走上西方女权运动的道路。她在1992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召开的“用性别观念分析中国：妇女、文化与国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主编了《性别与中国》（三联书店，1994年）一书， 这部著作从国家、政治、文化、生育和人口的角度梳理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使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第一次在国际上亮相。她的女性主义理论代表作《夏娃的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被称为“中国女性理性自醒的宣言”。与李小江同时期的学者鲜有妇女解放问题的专著，相关论述只出现在她们作品的部分章节中。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她的著作《女性主义》（山东人民，2005年）中，谈到革命中的女性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教授杜芳琴主编的《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天津人民，2003年）一书中论述了国家、市场、公共政策与社会性别的关系；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荒林于2004年创办《中国女性主义》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11年），出版了12卷。该套丛书系统介绍了全球女性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深入探讨了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趋势，其中有多篇文章从新文化运动与妇女、中国共产党性别政策的确立及改革开放与中国妇女地位等方面论述中国妇女解放。

　　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头十年，反映中国妇女解放的著作开始从多个视角，以反思的态度呈现，这些作品体现出更强的思辨性，其作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女性主义批评家张念的《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商务印书馆，2014年）通过“性别”与“国家”范畴的比较研究，考察中国妇女的现代性与国家现代性议题。作者认为妇女解放不仅是从传统社会的文化桎梏中解脱出来，其自身并未获得某种先验的价值依托。本书深刻呈现出中国妇女解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与悖论，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之作。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王涛所著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视阈下的中国妇女解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是一部具有国际视野的著作，它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视角考察了新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形成，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新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推动以及改革开放给中国妇女发展带来的新机遇进行了分析。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张文灿的《解放的限界——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1921--1949）》（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一书，穿透宏大的历史叙事所形塑的妇女刻板印象，呈现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妇女群体生活变迁及个体生命体验的多重面相，为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提供了多样化、差异性的视角。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现当代文学馆研究员刘慧英的《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从思想史角度钩沉“女权”这一话语在现代中国的发生过程，分析了性别与政治、女性与家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她的另一本著作《遭遇解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则记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妇女从家庭的依附者转变成新的民族国家的女国民的历程，她们遭遇的不仅是传统的压迫还有现代化的挑战。

　　二、近年国外中国妇女解放研究成果数量分析

　　 由于本文侧重对国外关于中国妇女解放英文学术著作的分析，选取了ProQuest Ebrary电子图书数据库进行抽样检索， ProQuest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研究生论文收藏和供应商。它旗下的Ebrary电子图书数据库整合了来自400多家出版机构的权威图书和文献，平台上有80多万册图书。 我们以“China Women’s Liberation”（中国妇女解放）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时间限定在2005年至2019年，共得到70478条结果。其中，2005年到2014年，出版著作数量有了平稳增长，并在2014年达到顶峰，此后，著作数量逐年下降，并在2018年到2019年经历了剧烈下滑。（ProQuest Ebrary电子图书数据库“中国妇女解放”成果统计图略）

　　三、海外学者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主要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解放了妇女，他们充分肯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妇女解放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并从家庭和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妇女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及妇女解放的不彻底性，同时强调了妇女在革命中的主体作用。

　　1.中国共产党主导了中国的妇女的解放，妇女解放是中国革命重要的组成部分。持这种观点的西方学者大都是研究中国妇女问题的汉学家，有的是战地记者。他们都有到中国长期工作、生活、学习的经历，曾亲眼目睹中国妇女地位的变化。

　　英国中国学家迪莉娅·达文（Delia Davin）开创性地究研了中国革命中的妇女运动，她的著作《妇女工作：革命中的妇女和党》（Women-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被认为首次说明了 30年代苏维埃时期党的妇女政策的演变，并指出共产党成功地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提出了男女平等思想。二战期间美国的战地记者杰克 •贝尔登（Jack Belden）撰写的《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1949）一书，被认为是与《红星照耀中国》齐名的对中国革命的经典报道。书中描绘了中国革命为妇女命运带来的变化以及妇女个人独特经历和对革命的贡献。在作者看来，共产党人通过进行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又通过实行男女平等的政策消除妇女对两性问题的担心。在中国妇女身上，共产党人获得了几乎是现成的、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被剥夺了权力的群众[1]。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学者迪姆芙娜 •古沙克（Dymphna Cusack） 在访谈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妇女说话了》(Chinese Women Speak, London: Century Hutchinson, 1958)，她通过与资本主义国家自由女权运动的比较，对新中国的性别关系给予了高度赞扬。除了这些专著，海外学者还编著了论文集，其中有两部比较有价值，一部是由玛丽琳 •布拉特• 扬（Marilyn Blatt Young）主编的《中国妇女：社会变革和女性主义研究》（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它反映了中国的社会变迁给妇女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另一部是由玛丽•谢里登（Mary Sheridan） 和沙真理(Janet W. Salaff) 合编的《生活：中国劳动妇女》（Lives: Chinese Working Wom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该书对中国妇女给予了全景式的描述，其中包括台湾和香港的女工，村妇和尼姑以及革命时期的延安妇女的生活。

　　另外，一些海外研究中国革命的女性主义学者关注了早期中共创始人的女权主义思想，他们对妇女的同情是解放妇女的主张一直贯穿中国革命的重要原因。

　　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柯临清的著作《性别与中国革命：20世纪20年代的激进妇女、共产政治与群众运动》从性别视角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早期如何将妇女解放与革命运动相结合，并向传统的性别关系发起挑战。

　　中共男性共产主义者高度关注妇女问题的倾向并非毫无缘由，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国家建构、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概念在现代性的要求下完全交织在一起的19世纪[2]。中共早期的性别意识形态并没有接受欧洲社会主义的现成的理论，它也并非是从无到有，而是几个来源的综合。最重要的来源是“五四”时期的女权主义和恩格斯论述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的批判[3]。

　　柯临清认为中国革命最初表现为青年人对儒家家庭父权制的反抗。陈独秀、恽代英和毛泽东就是三位党内早期男性女权主义者的代表。陈独秀指出儒家的家庭伦理导致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妇女的解放对民族的复兴至关重要；恽代英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内容并撰写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毛泽东则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声援妇女解放运动。

　　迪莉娅·达文认为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位女权主义斗士，他在童年时期就联合母亲反对父亲，后来撰文声援为反对包办婚姻自杀的赵五贞女士。毛泽东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一直把男女平等作为一项重要目标，虽然这个目标并未完全实现，但它确实有助于改变中国妇女的社会角色和地位[4]。

　　2.中国革命与农村家庭关系紧密，农村家庭危机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在许多海外学者看来，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家庭结构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儒家父权制的崩溃造成的农村家庭危机是导致中国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美国社会学家朱迪丝• 斯泰西（Judith Stacey）于1983年完成的颇有影响的著作《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革命》(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论述。

　　斯泰西认为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它起源于清末和民国早期农业社会的危机。而这个危机的本质是家庭危机。中国儒家传统下的家庭危机实际上塑造了中国革命的雏形。儒家社会系统的衰落破坏了中国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父权制的儒家学说失去了整合国家和家庭结构的作用。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经济已经糟糕到农民不能生存的地步。维系父权式家庭生活的物质基础已经遭到破坏。困境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农民基本生存产生了问题。没有土地的家庭的婴儿死亡率极高，在饥荒年份，有人吃人的现象；第二，农村家庭规模缩小。农业危机导致了农村的儒家推崇的大家庭难以为继，这不仅仅是因为极高的婴儿死亡率，还因为没有足够的土地，家庭成员被迫外出谋生导致了成员的离散，贫穷的农民被迫卖掉妻子女儿；第三，新的家庭难以产生。贫穷的年轻男性农民没有钱结婚，只能一辈子打光棍，毛泽东称他们是“乡村最痛苦的阶层”；第四，传统儒家家庭的正统性也出现了问题。农业危机已经破坏了儒家传统的家族价值观和仪式感。一方面，没有土地的农民为了省去娶妻的费用而忍受入赘的屈辱，另一方面，贫困家庭极力节省娶妻开支导致了童养媳数量的增加。在婚礼这一农村最重要的家庭事件中，已经显示出儒家传统仪式感的衰落。由于贫穷，很多家庭也不能为死去的亲人提供一个体面的儒家传统的葬礼[5]。

　　农业危机对农村人口的生存、生育、家庭规模和儒家传统价值的正当性造成了严重威胁。危机不仅破坏了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也摧毁了农村家庭儒家父权制的物质基础。因此对中国农民家庭危机的成功解决就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人民战争，作为中国共产党通向国家权力的成功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对农民家庭危机的回应[6]。

　　美国亚洲学会前主席、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开创者之一贺萧（Gail Hershatter）教授在她的著作里指出，仅仅是政治的革命不能改变中国，改变需要文化的革命，而这种革命最可能发生在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庭中，妇女的解放是推翻中国封建家庭制度的关键[7]。

　　3.中国的妇女解放是未完成的，在某些方面，父权制依然存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美国学者指出中国妇女解放的不彻底性，而中国党内早期女权主义者也持有相似的观点。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博士凯伊• 安• 约翰逊（Kay Ann Johnson）主要从事中国社会与政治、妇女及比较家庭研究。她的著作《中国的妇女、家庭和农民革命》（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著作。这本书主要评价了社会主义革命对改变妇女生活的作用。但是作者认为中国的家庭变革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任务。这主要是因为革命没有直接打击家庭的权力结构，男性农民的需求妨碍了妇女的充分赋权[8]。她的这一观点在宋庆龄在大革命时期作为汉口妇女培训中心的负责人时的论述中有所体现：如果我们拒绝妇女的诉求，她们会对我们提倡的妇女自由失去信任。但是如果我们允许离婚，我们会与农会产生冲突，因为农民很难娶到老婆[9]。在动员女性农民的过程中，这一冲突一直存在。共产党尽管承诺男女平等，却一直在调节妇女解放的需求和组织男性农民建立根据地的矛盾[10]。

　　马格丽 •沃尔夫（Margery Wolf）撰写的《延迟的革命：当代中国妇女》（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一书中，作者通过访谈的方式，描述了建国后中国女性在劳动条件、收入以及教育机会方面存在的不平等。菲利丝 •安多斯( Phyllis Andors) 撰写的《未完成的中国妇女解放，1949—1980》(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1949-1980,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集中阐述了加入劳动大军的城市女工遭遇的不平等待遇。

　　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后来的领导者，也曾敏锐地认识到家庭革命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同时发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妇女解放的不充分。美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和毛泽东著作翻译家斯图尔特•施拉姆曾写道，从 1927 年到 1934 年，毛泽东在江西、福建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涉及了妇女的生产、生活、教育、参与政治活动和土地改革等诸多内容，还涉及农村的妇女买卖问题，提出要在农村地区推行自由婚姻和离婚政策[11]。毛泽东在1930年撰写的农村调查的经典之作《寻乌调查》中，表达了对农村妇女地位不公平的看法。

　　严格来讲， 在务农方面，农村女性的职责要比男性重得多。因为男性只需承担依靠体力的工作，比如耕作、翻地、运送肥料和粮食。然而妇女必须协助男人运送肥料和粮食、插秧、锄地、拔草、松土和收割。尽管男人是主要劳力， 妇女的工作更为繁琐，她们要脱粒、浇水、砍柴、做饭、洗衣、缝补、做鞋、养猪和其他家禽。照顾孩子也是她们的责任。妇女的劳动比男人要重得多，而且没有尽头。 她们是男性经济的附属……尽管男人已经不再是奴隶，妇女仍旧是男人的奴隶或是半个奴隶，她们没有政治权利和个人自由。 没有人比妇女遭受的苦难更多[12]。

　　4.在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过程中，妇女不仅仅是被领导者,而且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积极参与者，妇女的支持使共产党获得了最广泛的执政基础。 中国革命与中国妇女的命运紧密相连。中国妇女经历了长期的封建压迫，处在社会最底层。正是共产党的“男女平等”的政策给了妇女彻底改变命运的希望。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王政在她的《寻找国家中的妇女：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1949-1964）》（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一书中强调了妇女在革命和解放过程中的主体性。

　　她认为，当时参加革命的女共产党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中下层劳苦大众，一类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她们之所以愿意冒生命危险从事革命活动，应该和她们受到的性别压迫有关。她们大都被共产党的男女平等政策所吸引，革命阵营是可以躲避性别制度的摧残的庇护所。

　　作者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到建国前夕，中国妇女包括城市精英、知识分子和农村妇女分四批主动投身革命。她认为，在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进程中，女性改造制度和文化的作用不可低估。她们的实践集中在两个领域：妇联和电影工业。邓颖超被认为是第一代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的代表。她在面对党内男权观念重重阻挠的情况下通过全国妇联推出多项促进男女平等的政策，对改造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级制度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电影社作为会主义中国最易接触到、最有影响力的媒介，成为意识形态冲突的核心领域，得到了党的极大关注。建国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制作了一大批描绘战争及和平时期革命女英雄的电影，这些电影对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改造并构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突出特征。

　　海伦•普雷格•扬（Helen Praeger Young）在她的著作《选择革命：中国长征中的女战士》（Choosing Revolution: Chinese Soldiers on the Long March,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2001）通过22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的口述历史，揭示了中国妇女在长征中的独特经历。在她看来，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是她们积极主动投身革命的主要原因。

　　美国记者杰克• 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指出，共产党和国民党对妇女问题的不同态度导致了前者的胜利和后者的失败。对于共产党，解放妇女是打碎就是旧势力的一种手段。而对于国民党，继续束缚妇女乃是保持权力的一种手段。在改善妇女地位的问题上，蒋介石政府显然做的远远不够。斯泰西认为，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法宝，从战略上讲，是新民主，从战术上讲，是群众路线。这些战略和战术在土地革命、合作运动和军事政策中得到很好的运用[13]。其中的“新民主”显然包含了“男女平等”的性别政策。

　　在笔者看来，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其妇女政策依旧是失败的。比较而言，民进党采取了相对积极的妇女政策，获得了基层妇女的支持，取得了执政优势。2016年败选以来，国民党也在检讨自己的妇女政策，目前两党在妇女问题上趋于一致，妇女团体通过跨党派实践，已经和政府发展到制度性的合作。

　　四、海外学者对中国妇女解放研究的主要特点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西方关注中国妇女解放的学者身份呈多元化趋势，研究方法各异。他们大多从西方女性主义的视角观察中国妇女解放的实际经验，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1.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海外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呈多样化的趋势。 其中包括传统的文本分析、人类学中广泛采用的田野调查、社会学中常用的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等方法。其中最有特点的研究方法是比较研究和口述史研究方法。

　　随着对中国女性群体的了解走向深入，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将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与其他国家进行比照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由玛里琳• 布拉特• 扬（Marilyn Blatt Young）等人合著的《期票：妇女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Promissory Notes: Women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9）是一部有关比较研究的论文集。它通过对前苏联、中国、古巴、尼加拉瓜、莫桑比克、越南、也门、民主德国、匈牙利等国的比较，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对不同国家和文化中妇女的影响。这一比较视角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认识造成中国妇女问题的原因[14]。玛丽·约瑟芬·戴蒙德(Marie Josephine Diamond) 的《妇女与革命：全球表达》（Women and Revolution: Global Expression，Springer, 2010）以妇女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为起始，阐述了妇女在俄国、非洲、拉丁美洲、印度和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很多海外研究中国妇女解放的著作还使用了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与传统史学以文献、档案的方式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和社会精英的特点不同，口述历史则是通过声音记录普通民众的生活。这一方法非常适合研究在历史上没有机会发声的妇女的状况。

　　前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中国近现代史专家、美国中国妇女与性别史研究开创者之一贺萧教授在2017年出版了《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一书。作者历时15年对陕西省某农村的72位老年妇女进行了访谈，描述了她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生变迁。作者通过颇有洞见的分析，向读者展示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如何影响了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位美国学者杨海伦关注了中国女战士，她的《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记录了22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的口述历史，是少有的聚焦中国红军女战士的长征题材历史专著。

　　另外，婚姻家庭成为中国妇女解放研究领域最为重要和基础的研究范畴[15]。这一方面是因为学者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中国社会必先研究中国家庭。另一方面，从历史上讲，婚姻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妇女的命运，家庭是中国妇女的主要活动舞台。

　　2.海外学者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在认识上存在局限性。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西方女权运动具有很大不同，尽管两者都是在全球女权运动的影响下产生、发展和不断壮大的，但前者不是女权运动的结果，而是社会革命的直接产物[16]。西方学者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一些学者敏锐地发现了中国革命和家庭危机的某种关联，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她们把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现代中国历史隔绝开来的观点是片面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学术研究观察到儒家伦理模式导致的家庭危机成为政治革命的第一引擎，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以宗法制为核心的传统中国社会。但是，她们的研究同时受到冷战话语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影响，把中国的妇女解放在“真空”中研究。这种倾向在伊•安• 约翰逊、朱迪丝•斯泰西和菲莉丝•安多斯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斯泰西曾在她的著作中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界定为农村家庭革命，是对20世纪农民家庭危机的回应。这种定义不仅忽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而且极大地缩小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围，也削弱了它的历史和国际意义，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从更广阔的政治、经济、社会语境中剥离出来[17]。日本当代著名中国学家小野和子认为，在20世纪初的中国，阶级和民族矛盾比性别矛盾要尖锐得多[18]。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是它同整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性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是它合法性或政治意义的一个关键体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女性主义实践往往强调同主流体制的独立和分离。20 世纪70 年代出现的本质女性主义、自由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以及后来的后现代主义都强调一种同现实政治经济体系的分割，可是结果不仅没有产生真正能独立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性别体系，反而将女性主义实践同社会政治运动、同对资本主义批判、同阶级和其他社会经济问题抽离，失去了改变社会结构的政治能动力，使得女性主义实践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后迅速演变成日常个人化的甚至商业化的中产阶级女性自我时尚的一个标签[19]。

　　（2）中国妇女的解放是未完成的观点忽略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独特性。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中国妇女研究领域中一个最常见的问题便是：“社会主义解放妇女吗？”这一问题本身传达了一种对女性解放一统性的理解，认为女性解放可以一蹴而就，似乎在完成与未完成之间能划上一条清楚的界限。这种观点忽略了中国发展的特定的历史过程。

　　首先，西方妇女运动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发生的历史节点不同。西方的妇女运动是在现代国家建立后才发起的，女性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艰苦奋斗才取了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现代英国在1800年建立，英国妇女运动经过100多年的奋斗，30岁以上的妇女才在1918年获得选举权。美国1776年建国，妇女在1920年获得选举权。女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向一个逐渐成熟的现代国家索要自己的权利并获得成功。而中国现代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启早于共和国诞生30年， 几乎和中国现代国家的立国运动同时发生，中国女性向正常的现代国家索要权利的历史也是短暂的，许多成果还没有显现。

　　其次，中国的具体国情也不能忽略。中国落后的农业经济，大量处于文盲状态的农村人口，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不容低估的地域差异，再加上半殖民的畸形政治经济体系，都给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在执行妇女运动政策时在党内党外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阻力，导致了进程的缓慢以及效果的减弱[20]。

　　五、结束语

　　中国的妇女解放始于清末民初的维新运动，“五四”运动使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思想得以初步确立，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直接推动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地将男女平等思想形成制度，并在实践中进行贯彻，使中国妇女的地位在几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点中外学者是有共识的。

　　在封建主义的残余导致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局限性方面，中外学者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社会主义父权制”这一概念是美国学者朱迪斯·斯泰西提出的，中国著名政治学家高放认为，这一现象的存在是受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和我国封建主义礼教传统影响太深的缘故，我们应大力革除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21]。另一位女学者的观点则更为直接，她引用了美国著名政治女性主义者凯特• 米莉特的论断：“性的革命主要是思想意识的革命，其次才是人类制度的革命。”[22]她认为，中国20世纪初期的特殊历史进程打断了所有人的梦，亡国灭种的劫难使任何精心谋划和精密的论证都苍白无力。和启蒙的话语的遭遇一样，妇女解放话语因受到阶级、民族、国家话语越来越多的挤压和覆盖而日益边缘化[23]。也正是由于这种解放的不彻底性导致了后期妇女参政的不足和男女平等名义下“铁姑娘”的倡导对妇女的伤害[24]。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妇女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新生代女性生长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国家。她们不再因为被解放而获得地位的提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她们靠自己的力量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逐年上升，2008年中国女大学生的人数已经超过男生。在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中，从内陆农村来到沿海城市的打工妹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国有资本在一些生产领域的退出导致了国家对女性的福利保障有所削弱，女性的利益和诉求也日趋多元化。女性在权力机构代表不足问题、女性就业问题、女性贫困问题、女性生育保障等问题纷纷浮出水面。与此同时，伴随着发展的与女性相关的新的社会矛盾已经出现。2018年，以反性骚扰为主题的#MeToo运动席卷全球，也影响到中国。　　

　　在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妇女事业和妇女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妇女和妇女工作的新观点和新论断。这些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妇女工作、凝聚妇女力量、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思想指南。我们应该在这些准则的指导下，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妇女发展的实践，借鉴在妇女解放的历史进程中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的成就和经验；完善和发展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营造妇女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保障平等；处理好各阶层的妇女面临的不同问题以及由新的社会矛盾导致的突发事件。通过实现性别正义，使国家走向真正的经济繁荣和社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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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英]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386-394页，邱应觉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2][3]Christina Kelley 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lifornia, 1995, pp.20、30

　　   [4][英]迪莉娅•达文：《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郑晓敏编译，载《毛泽东研究》2015年第2期。

　　    [5][6]Judith Stace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lifornia, 1983, pp. 88—97、249

　　    [7]Gail Herhatter: Women and China’s Revolution, Rowman& Littlefield, Washington, 2019, pp.94.

　　    [8][15]刘 霓、黄育馥：《国外中国女性研究----文献与数据分析》第161、19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9] Anna Louise Strong: China's Millions ,New World Press,Peking,1965, pp.125

　　   [10]Johnson Kay An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83, pp.6

　　    [11]Schram: Road to Power，Vol.3: From Jinggangsha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iangxi Soviets，July 1927 － December 1930，( Armonk，NY: M. E．Sharpe，1995) ，and Vol.4: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1931 － 1934 ( Armonk，NY: M． E．Sharpe，1997) ．

　　    [12]Mao Zedong: Report from Xunwu, translated by Roger R. Thompson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1990, pp. 212–213.

　　 [13]Judith Stace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3, pp.250

　　 [14]转引自鲍晓兰：《美国女性主义与中国妇女研究简介》，载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编：《中国妇女研究年鉴，1991-1995》第115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7年版。

　　[16]秦美珠：《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第27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17][20]王玲珍：《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再思考——兼论美国冷战思潮、自由/本质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妇女研究的持续影响》，载《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3期。

　　[18] Ono Kazuko: 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1850-195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1978，pp. xiv

　　[19]王玲珍：《关于中国革命与性别平等/解放的理论再思考》，载《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５期。

　　[21]高 放：《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国际视野——王涛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视阈下的中国妇女解放>序》，载《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五期。

　　 [22] [美]凯特•米莉特：《性的政治》第94页，钟良明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3]张文娟：《在启蒙和鼓吹之间——20世纪初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进程与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载《中国女性主义》第58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4]转引自高小贤：《“银赛花”：1950年代农村妇女与性别分工》，此文列出了一个数字，因高强度劳动所导致的妇女子宫脱落病症，仅陕西省就有五万多人，载王 政、陈 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第24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 郑 颖，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副编审)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20年第2期